中大學生報事件

近日之中大學生報事件鬧得熱烘烘，我的立場是同情學生報的，只是一如某人所言，如民主黨般的眼高手低罷了。今日讀了兩位學人的文章，有忱，轉錄如下：

（明報 5月15日 星期二）

作者為1987年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

如果要我說出自己最敬佩的大學校長，或許有人會覺得我不識時務，因為我心目中的人選，不是一位會為大學掙得很多捐款，也不曉得誇耀自己把大學建設成世界「第幾大」的人，但他卻有著教我更加心悅誠服的胸懷——那是中大前校長高錕教授。

記得1993年，中大30周年校慶，舉辦了盛大的「開放日」來慶祝。但碰巧那時，也是六四事件後，香港學運最「激」的幾年，學生組織最恨歌舞昇平，於是便執意要與校方對著幹。

在開放日那天，中大喜氣洋洋，冠蓋雲集，正當高錕校長要致辭時，冷不防被激進的學生衝上主禮台，在眾多嘉賓、家長、同學、校友的眾目睽睽之下，誓要搶走校長手中的「咪」，以表達另類聲音，結果令台上亂作一團，擾攘達數分鐘之久，令人覺得中大丟盡面子。他們又把抗議的單張放在吹脹的避孕袋內，向現場人士派發，極盡挑釁之能事。

事後，當校長步下禮台時，《中大學生報》的記者第一時間衝前採訪，詢問校方會否懲罰學生，怎料校長卻一臉詫異的說：

「懲罰﹖我為什麼要懲罰學生﹖」

那位學生記者頓時為之語塞，頗覺自己就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記得幾年後，有一晚與老師關信基教授促膝談心，提起這件往事，他才透露，事後差不多各方都排山倒海的要求紀律處分該等學生，但卻有3人由始至終堅持反對，最後才能頂住了壓力。3人中的其中一位，原來就是當事人，本來該是最受屈辱、最應意憤難平的高錕校長。

至於另一位，就是當日身為學生輔導長的關老師。我記得老師當時是如此跟我講的：

「大學校園，本來就該是引發思潮、帶動社會前進的地方，如果我們的步伐和界線，都與外面社會的一模一樣，那又豈能起到帶動的作用呢﹖」

我完全能夠想像，當日身為輔導長的老師，會為此受盡多少壓力，受盡多少委屈，但當他道出那一番說話時，就是那麼一臉淡然，就像一切本當如此，像高錕校長當日一樣。

老師的學養，做學生的限於資質，學不上皮毛；但老師所講過的做人道理，做學生的，卻一直未敢或忘。

但可惜當年中大的學生組織，卻不領情，因為校長接受北京 委任為「港事顧問」，而一直對抗到底。例如出版學生報，大字標題刊出「港事顧問粉飾太平，中大校長一事無成」等辛辣、侮辱性字眼，令不少教授為之側目。但高錕校長本人卻一直以平常心待之，甚至每年從個人戶口中拿出兩萬元，捐助有財政困難的學生組織中人；又每年都親筆撰寫書信，多謝學生組織對大學的貢獻；更幫助學生排難解紛，在一場教授與學生可能因教學評核而對簿公堂的官司中，為學生順利調解。

而另外一些更加偏激的中大學生，更加出版一系列以粗口諧音作為名稱的「小報」，刊登一些不雅、性器官的照片，尺度遠比今天的大膽，但當時校方也只是循循善誘，屢加勸喻，卻始終沒有紀律處分。

「法國 思想之父」伏爾泰（Voltarie）曾經講過：「雖然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會至死也捍衛你說出那個觀點的權利。」從當年的中大校園，我完全能領會到這句說話的境界，也就是這些點滴和積累，令我們那一輩的學運反叛分子，至今仍十分熱愛中大。

近日《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惹起軒然大波，都說同學偏離了社會標準，公眾不能接受。但社會標準，又真的應是學生運動及校園討論的極限嗎﹖

我記得80年代初「香港前途談判」，中大同學冒覑天下之大不韙，提出香港應該脫離港英殖民管治，民主回歸祖國。當時在這個醉生夢死的殖民社會，這是何等的離經叛道，與所謂的「主流社會標準」，差距又豈能以道里計，公眾也是絕不接受，甚至更罵同學為「共諜」、「死左仔」。更有聲音說這些中大同學畢業後公司將永不錄用，甚至催促中大應予以警誡。但20年後，事實證明，究竟又是誰對誰錯呢﹖

今天中大視為顯赫校友的鄭海泉 先生，70年代曾是因為在街上張貼「保釣」海報而被抓過的學運分子。朋友王慧麟曾到倫敦 翻閱業已解封的殖民地機密檔案，才發現原來竟然有覑這位「鄭大班」的黑材料，他被形容為「extreme radical student」，視之為麻煩搞事分子。

我相信當日也曾經有不少聲音，批評過這些同學影響校譽，損害中大學生形象。但幾十年後，一笑便已風雲過，鄭海泉已成了匯豐「大班」，當日搞學運的何安達，那個曾經拿覑水槍在宿舍「知行樓」周圍射，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死飛仔」劉細良，卻已成了行政長官 曾蔭權的左右手。學生年代的稜角，本來就是理應如此。

上周四，我有透過電視直播收看學生報編委會的自辯論壇，在一張又一張同學的臉上，我看到的是一臉的倔強和純真，而不是淫褻猥瑣。雖然過去言語間，或許他們有頂撞過個別老師，但我相信他們都是真誠的。

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同學願意反省，又或者歉疚的話，原因一定不是因為校方處分了他們，而是我們這些作為老師的，曾經以極大的耐心和誠意，來看待他們所做過的事；如果好多年後，學生仍會惦記覑我們的，多半不會是因為我們教授過他們什麼具體知識，而是我們曾經以身作則，教導他們如何處世做人。

周六回到校園，得知政政系的同學，在考試季節，大家都在捱更抵夜的時候，還是奮力「開夜車」，趕出了一份聯署聲明，並邀請我加入聯署。這群同學本來不是直接牽涉在內，但都能如此見義勇為，做老師的常常鼓勵學生要有 judgment，要有initiative，如今還夫復何求，即使再有些什麼，也只是枝葉，於是立即簽名。

事件中，我一直只是個旁觀者，只是在旁邊說些風涼說話，我知道真正要負責的中大老師和同事，卻處身熱廚房，壓力都很大。

在民粹主義肆虐的今天，傳媒會動輒不問情由，指摘我們「包庇」學生，把整間大學的校譽也「擺上檯」。我完全體會到校方調查委員會做決定時的難處，而大學輔導長何培斌教授，早前接受記者訪問時亦透露，有需要時，他個人願意為學生提供法律支援，並以「有理想、有看法、有堅持」來形容學生報的委員。但我只想補充多一句，能對學生寬容的，希望都能盡量寬容。

現在差不多每一間大學，都說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批判思維，但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一模一樣時，哪用大家多作lip service；相反，正正是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南轅北轍，與我們不同的時候，校方仍能表現出的尊重和包容，才真正最能體現出我們對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真誠，才最彌足珍貴。

我們都愛自己的學生，但當學生飛黃騰達，名成利就時，我們的愛充其量只是錦上添花；相反，正正是當漫天風雨，壓力鋪天蓋地，學生茫然無助時，我們的愛，我們所表現出的承擔，才是學生最需要的。

我們那一輩都十分愛中大，因為那是一個曾經容許我們犯錯、容許我們跌倒，以及容許我們跌倒後重新站起來的地方。我真切的希望，很多年後，我們的師弟、師妹、學生，也能夠有幸因覑同樣的原因，愛著同一間中大。

關啟文 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 宗教及哲學系
轉自：http://cae.hkbu.edu.hk/html/newsletter/vol8/8B_Kwan.html

自由民主的社會當然比專制的管治好多了，但也包含一些內在的張力。不時發生的關於色情的爭辯，就很清楚地把這種張力表現出來。近年很多市民和不少團體對泛濫的色情大感不滿(特別是對幾份暢銷報紙的「嫖妓指南」專欄)，他們甚至為此上街抗議。¹政府在2000年4月19日發表了《保護青少年免受淫褻及不雅物品荼毒》的諮詢文件，提出一些加強管制色情物品(特別是報章)的新措施，又再一次引發一場爭辯。其中一項令傳媒界嘩然的建議，就是對屢犯的報紙下「定期刊物令」，要求報章在每一頁的對角加紅線。利害攸關的集團冒死反撲是意料之事，²而且如往常一樣，不少知識分子也站在反反黃那一邊(請留心：這不等同說他們支持色情)，反黃的論點的確有點兒千篇一律，然而反反黃的論點也開始變成陳腔濫調。這些論點誠然曾啟發人們的自由精神，及批判盲目的反黃行動，是有積極意義的。然而若反反黃人士從不自我反思，而且不察情況地盲目堅持那些論點，也可能把它們變成一種意識形態。下面我逐一分析。

第一，反黃的都是衛道之士？反反黃人士的慣用技倆是把對手標籤為「衛道之士」，言下之意是說他們目光短淺、胸襟狹窄、愛排斥異己、愛強加一己價值於他人、思想保守封閉等等。而對比起來，反反黃人士則顯得胸襟廣闊、思想開放、有理論基礎、有寬容精神等等。這一來兩者的優劣可說當下立判了！然而事實是否如此呢？就我的認識，以上的標籤對很多今天反黃的人都是極不公平的，只要肯和他們認真對話的人，我相信都會同意，以上只是反映一種偏見。我只在這裏提醒讀者，要對反黃和反反黃的論點都作獨立思考，而不要受負面的標籤誤導。若排除了那些負面的涵義，「衛道之士」只是指一些捍衛道德的人，那衛道之士又豈只是反黃人士？支聯會爭取民主、陸恭蕙促進環保、胡紅玉推動平等機會、吳敏倫促進性教育、反反黃人士捍衛言論自由，不都是有自己認定的「道」，而且以同樣熱切的精神去捍衛？衛道本身有甚麼不對呢？第二，反黃就是道德主義？首先我們要弄清甚麼叫道德主義，不是所有重視道德價值的人都是道德主義者，道德主義應是指不恰當地用道德角度去理解和處理問題，這樣會產生一個毛病，就是囿於道德的框架，不懂得事物的成因是多樣的，既忽略了更重要的成因(如經濟或社會因素)，就不能對症下藥，那開出的處方自然徒勞無功了。但今天爭取管制色情的人，是否真的不明白色情文化的肆虐有種種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因素嗎？其實他們是明白的，他們不反對學者對問題作更深入分析，然而他們認為這些分析和理解不能替代此時此刻的行動，因色情文化的影響是當下立見的，若不作一些抗衡的行動，那只是讓正在成長的青少年受荼毒，和社會風氣敗壞下去。他們不敢高估自己改變整體社會結構的能力，也不奢望即時根治所有問題，而只是希望盡一點綿力，令問題不惡化得那麼快而已。照理說他們這樣做縱使膚淺，也沒有甚麼不對吧？那為何反反黃人士往往將矛頭指向他們、訕笑他們、著力打擊他們，而對色情販子卻一聲不吭呢？

其實歸根究底，反反黃人士有強烈不滿，是因為反黃的價值與他們的價值背道而馳。在他們眼中，反黃的人高舉「非理性」的傳統性價值，而對民主社會珍重的價值 (如性自主權、表達自由和多元化)不屑一顧，甚或肆意踐踏。胡恩威便認為政府的「淫例諮詢文件」「把問題過分簡單化、絕對單一化」，因為色情報章的課題「觸及的不單只是召妓的問題，而是香港作為一個多元自由社會的定位問題。...包括香港人的性道德觀、香港人對自由社會的看法、香港人對青少年成長過程的看法，...但政府很明顯地把禁慾主義的性道德觀當作大前提，...根本沒有進行任何有關香港人的性道德觀、性行為、性文化的詳細研究就草草立論。」

胡恩威也認為只對召妓進行「道德批判」，並不是「理性的討論。」他強調「性是人民的權利，而不是政府和權貴的權利。...政府不會明白住在小小的公屋單位，夫妻不可能有正常性生活的苦況，也不會明白在屋村成長的青少年沒有正常的社交生活，無法宣泄慾望的苦」。所以「香港的官員和權貴不應該常常只以自己的生活經驗，把一套不可行的價值觀強加在香港人身上，而應該多了解民情，明白每件事情背後的真正原因，共同尋找改善的方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保存香港自由社會的特性，建立理智民主的基礎。」³簡而言之，胡恩威似乎在說不應將召妓當作道德問題，因為我們不能期望人民(特別是低下層和年青人)禁慾，這種價值觀不可行也不合理——但管制色情的構想正正是建基於這種價值觀！

首先要指出今天爭取管制色情的人同樣希望「保存香港自由社會的特性，建立理智民主的基礎。」例如無論反黃人士如何鄙視色情物品，他們沒有提議全面取締它們。然而胡恩威似乎把問題扯得太遠了，我們姑且不爭論召妓的道德的問題，⁴而只指出胡恩威對政府的建議的理解有偏差之處。如果政府真的要將所謂禁慾的價值觀強加於香港市民，那諮詢文件的建議是完全無效的。一、那些建議中最強硬的只是用定期刊物令把色情報章標誌開來，若報紙不介意明刀明槍成為二級刊物，它們仍可刊登嫖妓指南的。二、縱使能禁絕報章的嫖妓指南，仍會有很多成人雜誌 (如《夜遊人》)可作嫖客的「指路明燈」！三、縱使能把所有有嫖妓指南的刊物都趕盡殺絕，對嫖客的影響也甚少，因為這麼多年淫業的存在也並不倚靠這些嫖妓指南。政府要禁絕人嫖妓，恐怕要將嫖客、妓女和馬伕都「打靶」才成！現時關於淫業的法例，都不是直接針對嫖客和妓女的，政府也似乎沒意圖修改這些法例。所以從這次諮詢文件的實質建議來看，它最多可稍為遏止「淫業正常化」的趨勢和減少色情報章對青少年的不良影響，實在談不上是逼使「苦不堪言」的低下層和年青人禁慾！

胡恩威甚至認為「香港政府的『禁慾主義』者，最恐怖的地方在於禁止大家面對性這個問題，而是盲目地把性負面化、醜化。」而且「一味只提監管、禁制，與香港民間社會走向更開放的態度明顯是各走極端，而某些無良商人和傳媒工作者，正是利用這種張力把性極端商品化，從中取利，扭曲了人的性價值觀。」⁵這種批評也是在無限上綱，反黃就等於禁慾主義或反性嗎？不是的。其實反黃人士所針對的，正是被無良商人和傳媒「扭曲了的性價值觀」，而不是性本身。難道環保人士反對基因改造食物，或父母不讓子女吃太多糖果，就是在提倡絕食或「禁食主義」？我看不出諮詢文件那裡有「把性負面化、醜化。」反黃人士也從來沒有「禁止大家面對性這個問題」，他們是歡迎不同聲音去認真討論性的問題的。胡恩威怒斥政府反智，但似乎是他把很多不同的問題混淆起來，這可不是理智討論的典範啊！⁶

胡恩威也似乎在說色情泛濫的根源正在於禁慾主義和性壓抑。何國良也有類此的觀點，他提問：為何青少年「無法在中學教育中找到理智的方法及能力，選擇閱讀類型及分辨道德上好與壞的信息？」他的答案是：「香港的青少年的脆弱性格，根本就是在性方面有太多的焦慮與恐懼。香港的性教育表面上開放，實質上宣揚禁慾與危機...充滿限制與壓抑的社會，只會培養出帶有罪惡感及缺乏自信的人格，面對琳瑯滿目的資訊，青少年又怎會說『不』？」⁷這是很奇怪的講法，若按這種邏輯，是不是一些性解放後的青少年性格便會變得剛強？而愈在壓抑的社會成長的青少年，性格應愈脆弱？然而事實似乎相反，毫無性壓抑的邊青通常都意志薄弱，而雖然六十年代的社會比九十年代的社會的壓抑強多了，但卻是九十年代的青少年性格更脆弱。一個更合理的解釋是，意志薄弱正是享樂主義與消費主義的後遺症，而色情文化也正是享樂主義與消費主義文化的一環。(而過往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當社會彌漫這種文化時，往往是文明衰落的徵兆。⁸至於青少年缺乏道德分辨能力，正正因為可助他內化道德信念的社會環境幾乎不存在。反反黃人士把道德當作是洪水猛獸，只會加劇這問題。⁹

第三，反反黃人士很愛質問反黃人士：「誰為正邪定分界？」¹⁰言下之意是正邪之間沒絕對界線，所有區分都是人為的，是相對的。這種道德相對主義的思想在多元社會是挺流行的，然而若真的接受它的涵義，後果是災難性的。因為無論你作甚麼(環保、爭取民主、懲罰罪犯...)，相對主義者都可問：「誰為正邪定分界？」若這質問本身真的是尚方寶劍，那所有行動的基礎都會消失了。但相對主義者很少這樣做，他不會質疑他認可的價值(如爭取人權、維護弱勢群體)，而只會質疑他不認可的價值(如反色情、貞潔運動)。¹¹這種做法一致和誠實嗎？相對主義對社會問題沒有甚麼指導性作用，而往往只是被用來攻擊別人的價值，和隱藏自己的價值。

第四，反黃就等於不重視性教育？每一次反黃人士提出要加強管制時，總有些人會說，管制不是辦法，最重要是由老師和家長進行性教育(和傳媒教育)。如胡恩威便強調「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去建立自己對性的價值觀和性取向。政府的責任不在於管制，而在於營造一個環境，...每一個公民都有機會正面和全面地了解性這個課題。」¹²這建議不是錯，但管制與「營造一個環境」為甚麼一定是對立呢？再者，色情文化把性非人性化，把女性視為性玩物，和片面地把性純粹視為尋歡作樂的工具；那色情泛濫的環境不是正會妨礙公民有機會正面和全面地了解性嗎？胡恩威也有把性自主權絕對化之嫌，現在政府並沒有強逼所有人都認同一整套性價值觀，而且讓「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去建立自己對性的價值觀和性取向」與教育和某程度的管制沒有矛盾的，難道胡恩威真的認為，限制青少年接觸色情物品就是侵犯他們的性自主權？恐怕連自由主義大師穆爾(J. S. Mill)也不同意！其實青少年始終會長大的，縱使限制能有效執行，也始終會過去，我們毋庸「擔心」青少年沒有機會去選擇透過色情物品「去建立自己對性的價值觀和性取向」！

批評者常令讀者有一個印象，就是反黃人士不重視性教育，但其實今天不少反黃的人也在推行性教育，他們認為兩者是互補不足的。¹³有效的管制可較直接限制色情文化蔓延，而良好的教育則可增加青少年的免疫力，幫助他們建立正面及健康的價值觀，但這要較長時期才能見效。有時批評者更全面否定管制，直把性教育當作萬應靈丹。其實無論社會面對甚麼問題，總有人說要用教育去根治才是上策。但教育出了問題時又怎辦？

又會否叫老師和家長太沉重呢？今天的家長不單要幫子女對功課、溫書、默書，也要陪同他們看有「家長陪同」標籤的電視節目，一面看一面解畫，陪伴他們上網，對他們進行傳媒教育、性教育、德育...這是否要求太高呢？以性教育為例，連高級知識分子馬傑偉也感不易為，¹⁴何況一般的家長？此外，我們也不可高估教育的效用，在現代社會中，甚麼力量影響青少年最大？是老師、家長，還是大眾傳媒和文化？有接觸老師和家長的人，應可明白他們的無奈感，他們發覺他們多年苦口婆心的教化(言教和身教)，很多時都敵不過大眾傳媒的影響力。(特別不可忘記青少年傾向反叛權威形象，而極度重視同儕的認同，而這種認同往往是建基於大眾傳媒的。)更不可忘記很多家長根本無暇或不懂去做教育的工作。難道我們不能體諒他們的苦況和限制？難道我們不應盡可能為他們塑做一個較易進行教育的社會環境？(或許只是一個不會把他們的努力自動抵消的社會風氣而已！)

第五，反反黃人士也常強調，愈禁色情，只會令青少年愈好奇：「就算把色情報紙封得密密實實，倘若家長們神神秘秘，那根本就是幫倒忙，把性愛與色情變成不可告人而又引人入勝的成人遊戲，實際上是加深孩子們的誤解。」¹⁵朱順慈也認為「禁制的力量愈大，破禁的誘惑也愈大，快感未必來自所謂色情和暴力資訊，偷看偷讀的刺激本身己成快感。」¹⁶然而我不清楚這主張的証據何在，是否所有青少年都會從偷看偷讀的刺激中獲得快感？恐怕未必，人的性格是多樣的，很多青少年未必因為色情被禁而對色情特別生出興趣，其實社會也禁止他們去駕駛、投票、結婚等，但不見得他們會因此對駕駛、投票和結婚如癡如醉；此外也會有很多人是怕違反社會風俗或怕受家長責罵的，對他們來說，禁制不見得會產生反效果。

笫六，禁不絕就不應禁？反反黃人士愛強調在資訊發達的年代，淫褻資訊是根本不能杜絕的。如周天華說：「社會上有太多形形色色、明示暗示和色情有關的資訊，除非你的孩子又盲又聾，否則誰也沒法杜絕他接觸這些資訊的機會。...即使完全不讓他接觸，又是否好事呢？我們為什麼要把他摒隔在現實之外呢？」¹⁷但這種推論大有問題，細菌也難以杜絕，而且細菌也是現實的一部分，難道便不應把孩子摒隔在細菌等現實之外，而且不用注重衛生，愈多細菌愈好？

我同意管制傳媒的作用是有限的，若認為我們可以在現今的資訊年代完全阻止青少年接觸色情文化，實在是天真的。然而這也不代表某程度的管制完全無效或不重要。殺人、走私和翻版也是禁之不絕的，難道我們就因此廢除有關的法例？管制應仍有一定的紓緩作用，而且法例還可以表達一種道德訊息，道德與法律不是可以完全分割的。¹⁸

第七，另一些人認為反黃人士太家長主義，骨子裡根本不信任年青人。如朱順慈說：「把問題簡化成『不良傳媒對青少年的影響』，未免把傳媒看得太重，把青少年看得太扁了吧？」¹⁹當然很自愛和有分辨能力的青少年是存在的，但誰可真正否認不自愛和沒有分辨能力的青少年也是存在的？而且一般來說，年紀愈少的這個類別的比例愈高，若否認這點，那學校和家庭的德育便全無需要了！是否青少年的地理、科學等的知識要傳授，但道德價值則完全不用傳授？為何前者不是家長主義，而後者則是？沒有人會在科學教育的初期把地心說、日心說和泰谷巴哈(Tycho Brahe)的混合學說都教給學生，然後叫他們自己批判思考和選擇。在道德教育上，學習次序的問題尤其重要，先讓他們學習勤勞、節儉和尊重別人，還是懶惰、浪費和侮慢別人呢？就算不論何者正確，也應先讓青少年在成長期學前者。因為縱使先學懂前者，在現代社會學曉後者一點也不難，「墮落」是挺容易的。但自少已學曉懶惰、浪費和侮慢別人的人，要變成勤勞、節儉和尊重別人則沒那麼容易。同理，要吸收色情的價值觀不是難事，但若青少年自少便充斥色情的意識形態，重新建立正面的性價值觀卻不容易。

所以歸根究底，反對者的基本問題不是家長主義，而是相對主義 - 他們根本不接受性價值可以有高低之分。也因此反反黃人士愛把禁黃等同政府對品味的管制，然而當政府禁止歧視時他們不會如此說，因為對他們來說，公義問題當然不是品味問題(如甚麼顏色的衣服漂亮？)。這裡當然不能去全面討論性倫理的問題，我只想指出，現在社會未必對理想的性價值有全面的共識，但似乎仍大致上同意色情的意識形態是不宜鼓吹的，把接受或不接受「把性非人性化，和視女性為性玩物」，看作純粹是品味的差異，是違反這共識的。或許這不一定對，但政府用溫和的方法維護這共識卻非不合理的。(至於說政府要對所有價值都完全保持中立，則是自由主義的神話。)²⁰

第八，或許反黃的工作根本不應是政府管的事情？「政府管得愈多，社會同時付出愈多的其他代價，公民社會的活動空間相對縮小。...移風易俗的工作，不適宜由政府做，只適宜由民間團體來做。」²¹我同意民間團體應繼續努力和開拓活動空間，但它們的影響力始終是有限的，財雄勢大的傳媒集團根本「當它們冇到」！而且民間團體始終面對被控告的危險，所以她們根本不敢放膽批評。何況現在政府建議的改變不是甚麼正面「移風易俗的工作」，而只是希望阻止社會風氣急劇敗壞而已。²²

第九，反黃人士無科學根據？每次反黃行動之後，總有一些人強調沒有科學証據証明色情有害，言下之意是說反黃人士的基礎只是一種非科學的迷信。面對這等言論，我們要小心釐清這說法的意思，若這是說色情物品不是必然和即時導致性罪行，反黃人士是同意的。但整體來說，色情物品會否促進性罪行呢？平心而論，對這問題學者有不同的意見，大致可分為三派：保守主義者、女性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前兩者認為色情有害，第三派則否定這看法。²³我認為前兩者的立場較可信(論據多的是，但要另行交待)，但尊重誠實地持守第三種意見的人。然而假使有些專家跑出來將自由主義的一家之言當作學者的共識，則有誤導之嫌。²⁴

此外不可忘記反黃人士批評色情的害處，主要是就價值觀和潛移默化的長遠效果而言。很明顯，這問題極之複雜，而且不可控制的變數太多，所以很難用實驗方法去得出絕對的答案，但不是所有社會政策都可用實驗去支持的。以性教育(或傳媒教育)為例，它真的有效嗎？有甚麼百分百嚴格的科學實驗可証明這點呢？但是否我們就不可提倡性教育呢？不合宜地在每件事上都要求科學証明，只是科學主義的霸權。當科學方法原則上不能決定一問題時，訴諸我們集體的經驗是合宜的，不然以前不懂現代科學的人便完全不能辨別因果關係？²⁵所以關於色情的影響的個案是要考慮的部分証據，²⁶認為個案完全不可作証據，只反映一種過時的科學方法論 -實証論而已。關注色情的一般市民可不要被專家的霸權嚇倒，而放棄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和與別人分享自己經驗的機會，後者對公民社會的共同思考是重要的。若每一個人都為了怕某些專家斥為「非科學」而不敢分享自己的經驗，那公民社會的討論便會變得貧乏，我們也更無從辨別那些是共同的經驗和事物的規律。

對不少知識分子來說，反反黃思想是一種情意結，不了解這點很難明白他們批判反黃時流露的激情。他們接受的大多是西化的教育，或多或少都受自由主義洗禮，特別是因為中國的現實依然專制、壓制自由和不重視個人的表達，所以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很容易內化自由主義於自己的人格內，只有如此他們才能成為中國的啟蒙的媒介。而主流的自由主義的精神很多方面，如重視個人表達的自由、國家要對不同善的概念要保持中立、不可把道德立法等等，都與反黃的精神格格不入，因此認同自由主義的人很易把反黃與自由主義的對立面——專制、封建、前現代、落伍——等同，而這些標籤對某些早期的反黃人士也有一定適切些。

然而時移勢易，真正有自由精神的知識分子應對這個等號作批判性的反思。西方的自由主義的種種限制漸漸顯現，一方面在理論上它受到新保守主義、社群主義等的挑戰，我不認為要放棄自由主義的核心，但似乎一定程度的修正是需要的；另一方面在實踐上自由主義孕育的社會(如美國)也千瘡百孔：罪案率急升、教育水平下降、校園槍擊案頻生、以百萬計的未婚媽媽、50%的離婚率、市民的認同感和參與感減退...這提醒我們不可將自由絕對化。我們也不可忘記香港的獨特處境，中國大陸和香港(在政制層面)仍然需要自由主義的啟迪和指引，然而香港的社會層面在過去一世紀基本是追隨西方自由主義的路線演變的，也因此承襲了西方自由社會的種種問題，至於色情的泛濫，在香港可能比在西方社會更嚴重！(這可能是因為香港的文化有高度同質性和缺乏人文精神。)為何我們一定要把西方自由主義的不良後果也一併吸收呢？其實在香港很多反黃的人看起來一定是保守派，但其實政治上他們都傾向自由主義或民主派。一些教條的自由主義者不很明白這如何可能，但若明白香港的獨特處境，便不用感到奇怪。

所以我不懷疑反反黃人士所做的是出於良好的動機，可惜的是，雖然這不一定是他們的原意，但盲目地反反黃，從效果來說，仍然是在替色情販子開脫和保駕護航。只要我們望望香港報攤千篇一律煽腥色的報章、週刊、漫畫和色情雜誌，再想想那裡其實完全容不下較嚴肅的雜誌(如《突破》、《百姓》和《九十年代》等都要相繼停刊)及文學雜誌，是否應該反思：這就是多元化？誰更危害民主自由社會：是反黃人士，還是色情販子？²⁷

• 羅沛然，〈報刊兩級制弊多於利〉，《明報》，2000年5月1日。
• 胡恩威，〈性，我們生而為人的權利〉，《明報》，2000年5月1日。
• 邵家臻，〈反色情運動脫離群眾〉，《明報》，2000年5月1日。
• 李劍慧，〈官反色情為名，報禁為實〉，《明報》，2000年5月1日。
• 盧子健，〈民間監督〉，《明報》，2000年4月22日。
• 馬傑偉，〈性教育從家庭開始〉，《明報》，2000年4月22日。
• 戴胡子，〈編輯再培訓〉，《明報》，2000年4月22日。
• 吳敏倫，〈管制色情無實效指標〉，《明報》，2000年4月20日。
• 黃克廉，〈監管色腥資訊只是起步〉，《明報》，2000年4月25日。
• 陳仲謀，〈嫖妓指南影響深遠〉，《明報》，2000年4月10日。
• 鴉仔，〈嫖客利益受誰保障〉，《東方日報》，2000年4月6日。
• 石琪，〈食經色經和賭經〉，《明報》，2000年4月25日。
• 鍾文堅，〈齊向色情資訊說不〉，《明報》，2000年4月25日。
• 朱順慈，〈別太看扁青少年〉，《明報》，2000年4月25日。
• 陶傑，〈一棵樹的色情〉，《明報》，2000年4月29日。
• 何國良，〈色腥不止荼毒青少年〉，《明報》，2000年4月29日。
• 盧峰，〈管不來的事，不要管〉，《蘋果日報》，2000年4月24日。
• 盧峰，〈對加強管制不雅物品的疑惑〉，《蘋果日報》，2000年4月20日。
• 周天華，〈色情歪風 糾正鑰匙〉，《明報》，2000年4月5日。
• 倫智偉，〈色情資訊荼毒青少年〉，《明報》，2000年4月6日。
• 梁永泰，〈媒介應保護還是啟發青少年？〉，《明報》，2000年5月12日。
• 《保護青少年免受淫褻及不雅物品荼毒——二零零零年「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諮詢文件》，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訊科技及廣播局，2000年4月。
• 〈一切「色情資訊」都來自社會現實〉，《東周刊》，2000年4月27日，頁3。
• 〈打壓黃潮，錯搵報刊開刀〉，《東周刊》，2000年4月27日，頁9-10。
• 關啟文，〈禁制色情，社會更多元〉，載《蘋果日報》，2000年6月13日。
• 關啟文，〈傳媒教育，遠水不能救近火〉，載《香港經濟日報》，2000年6月7日。
• 關啟文，〈傳媒教育與傳媒監察：孰輕孰重？回應梁永泰弟兄〉，載《時代論壇》667期，2000年6月11日。
• 李偉儀，〈管制不雅物品，為禍女性〉，載《蘋果日報》，2000年6月13日。

1. 見〈責歪風趨烈、新聞血腥、副刊色情，200人冒雨遊行，反傳媒污染〉，《經濟日報》1999年7月5日；〈「一份色情報章，一群孩子受傷。」團體促罷買含色情報章〉，《明報》，2000年4月5日。
2. 如〈一切「色情資訊」都來自社會現實〉，《東周刊》，2000年4月27日，頁3。
3. 胡恩威，〈性，我們生而為人的權利〉，《明報》，2000年5月1日。
4. 我只想指出胡恩威或許誇大了問題的嚴重性，難道不透過嫖妓宣泄的青少年都會心理變態？以前的社會的經驗並不支持這想法。他也沒有考慮召妓文化的道德和社會代價，而傾向接受反禁慾主義-即是說對慾望的任何節制都不是好的。他好像認為慾望全然是先天的，而忘記了慾望某程度是社會建構的，例如在那些嫖妓指南普及之前，男人不是天生就對「冰火九重天」有強烈的渴求吧！所以胡恩威根本忽略了一個可能性，那些嫖妓指南沒有解決慾望的問題，反把它加劇！
5. 胡恩威，〈性，我們生而為人的權利〉。
6. 此外，胡恩威認為「風月版也是順應民意產生的」，但胡恩威從何得知呢？多次調查都顯示市民不大接受風月版。可能他是從報紙的高銷量推論出來的，但這假設了讀者只為了風月版才買該報，這也等於說該報除了風月版外外別無優點-這我也不敢苟同。然而調查沒有顯示這點，而且在一個調查中沒有人說是因為想看色情版才買那些報紙。(〈縱承認損害新聞自由，逾半市民贊成設立報評會〉，《明報》，1999年9月12日，頁A11。)
7. 何國良，〈色腥不止荼毒青少年〉，《明報》，2000年4月29日。要補充一句，何國良不是認為色情無害(他甚至認為不可忽略色情物品對成年人的影響)，也不是完全反對管制。
8. 著名社會學家索羅金(Sorokin) 對此多有論述：參索羅金，《現代潮流與現代人－－當代基本趨勢》7！台北：志文出版社，1980；Pitirm A. Sorokin, The Crisis of Our Age (Oxford: Oneworld, 1992)。
9. 我也不是完全否定何國良的觀點，我同意建立青少年的自信是重要的，而過分的壓抑可能有害無益。然而我懷疑香港現在的問題是在於過分的壓抑，也不認為全面解禁是出路。要建立青少年的自信，我們一方面要幫助他們正面地看待性，但另一方面也要鼓勵他們負責任地控制性慾，若將青少年當作是他們的性慾的奴隸，只會貶低他們的主體性和價值。
10. 朱順慈，〈別太看扁青少年〉，《明報》，2000年4月25日。
11. 我以上那一段曾在報章發表：見關啟文，〈禁制色情，社會更多元〉，載《蘋果日報》，2000年6月13日。(這文章的標題是編輯替我改的，我在出版前是全不知情的。它並不能準確反應我的立場，我原來的標題是一個問題：〈反黃=禁慾？〉) 吳敏倫在6月19日的《蘋果日報》對我作出猛烈批評，說：「關君批評，人不去質疑人權和維護弱勢群體等價值，即表示他要質疑或違背這些價值。」這完全是荒謬絕倫、沒有根據的曲解！不知是吳敏倫有意曲解或理解力不足還是其他原因，他似乎完全看不懂我的論點。首先我批評的是同時持守相對主義和普遍人權的矛盾和不一致，由這去推論我在批評人不去質疑人權，是一個邏輯謬誤。舉一個例，假使某君經常說自己如何孝順，但事實上他對父母卻是拳打腳踼，我批評他言行一致，這就代表我不贊成他孝順嗎？而且我在文中清楚將矛頭指向相對主義，而不是人權。其實我支持人權的立場是清晰和公開的，請參考我批評黃文放的文章(〈紀念六四，合乎理性〉，載《明報》，2000年6月8日。)
12. 胡恩威，〈性，我們生而為人的權利〉。另參梁永泰，〈媒介應保護還是啟發青少年？〉，《明報》，2000年5月12日。
13. 如帶頭反色情的明光社的總幹事蔡志森，便經常在學校推行傳媒教育，他也是傳媒教育協會的創辦人之一。
14. 馬傑偉，〈性教育從家庭開始〉，《明報》，2000年4月22日。
15. 同上。
16. 朱順慈，〈別太看扁青少年〉。
17. 周天華，〈色情歪風 糾正鑰匙〉，《明報》，2000年4月5日。周天華也不是全盤反對管制的。另參盧峰，〈管不來的事，不要管〉，《蘋果日報》，2000年4月24日。
18. 道德與法律的關係是一個複雜的課題，我只在這裡強調一個重要區分。很多人都正確地指出在自由社會裡，不能把所有道德都立法，但這不是說：所有道德都不可以立法。
19. 朱順慈，〈別太看扁青少年〉。
20. 詳細論証參關啟文，〈評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論爭〉，「台灣社會變遷中政經倫理之重建」，二零零零年東海大學學術與信仰倫理研討會，2000年6月10日。
21. 盧子健，〈民間監督〉，《明報》，2000年4月22日。
22. 盧子健也認為「在民間聲音的壓力下，有些報章的不雅內容已有所收歛」(同上)，我不能肯定事實是否如此。(在加強管制的壓力下，幾分報紙則已暫停嫖妓指南專欄。)但縱然此言屬實，也不可忘記民間為了加壓所付上的沈重代價。這種努力是難以持久的，特別當現況依然故我時，社會只會傾向愈來愈麻木。
23. 參Daniel Linz and Neil Malamuth, Pornography (Newbury Park, California: Sage, 1993)。
24. 吳敏倫，〈管制色情無實效指標〉，《明報》，2000年4月20日。
25. 請留意，我在這裡說有時我們可訴諸的是「集體的經驗」，但吳敏倫在回應我時，指控我在鼓勵政府訴諸直覺。假若他不是有意曲解我的說話，就是不懂區分「集體的經驗」與「直覺」。
26. 所以外展社工倫智偉的經驗是重要的，特別因為它與很多老師和家長的經驗吻合。參倫智偉，〈色情資訊荼毒青少年〉，《明報》，2000年4月6日。
27. 我以上那一段亦曾在報章發表：見關啟文，〈禁制色情，社會更多元〉，載《蘋果日報》，2000年6月13日。我無意草率為一個複雜的問題下定論，所以只是提出一個較受人忽略的問題，讓大家去反思。不幸的是編輯將我的問題變成肯定的主張，且用作標題：「禁制色情，社會更多元」。我原來的標題是：〈反黃=禁慾？〉我在這裡再澄清我的看法。首先我主張的是有限度的管制，不是全面封殺的禁制。此外我指出縱使色情副刊在一級報紙內消失，坊間色情雜誌、光碟等多的是，這種文化仍是非常「蓬勃」！使人憂心的是香港的煽腥色文化充斥著公共空間，已差不多容不下其他較「高檔」的文化：如時事與政治評論、文學、普及科學、哲學等。(當然鼓吹煽腥色文化的人沒有直接阻礙別人做別的，但市場規律是很殘酷的。)假設有兩個社會，一個有100種「多元化」的煽腥色雜誌，其他則欠奉；另一個則有70種煽腥色雜誌，也有30種時事與政治評論、文學、科學、哲學等雜誌。那一個更多元？多元化的社會是否只訴諸人的感官，還是應鼓勵全人的發展：理性、創造力、想像力、生命反省、精神探索、道德思考等等呢？